许忠明：中国政党政治的百年演进与制度定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力量的考察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形态。清末民初，政党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事物备受瞩目，但多党竞争型模式却如昙花一现，旋即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化解当时国家总体性危机的背景下诞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政党政治翻开崭新一页。毛泽东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词揭示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着手动员和组织民众，不断把中国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独特的“政党-人民”逻辑。中国共产党植根人民之中，不断探索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道路，其“政党-国家”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建构逻辑清晰呈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核心力量。

国内有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主要从整体讨论和聚焦新型政党制度两个方面展开。王韶兴教授概括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百年实践，对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概念、内涵、属性进行了界定，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挖掘，提出“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代化”的观点［2］。陈明明教授提出“政党-国家”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政党政治克服“低组织化”的陷阱、提供强大组织力和动员力的突出优点［3］。中国政党政治百年演进的制度成果是确立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周淑真教授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具有学术开拓性的理论构建”，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制度因应“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政治道路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内容［4］。目前，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特征及形成历程讨论较多。臧秀玲教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合作”“协商”属性进行挖掘，揭示出新型政党制度嵌入国家治理的内在机理［5］。齐卫平教授聚焦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效能，分析新型政党制度对国家治理的多方面功能［6］。这些研究成果为更加广义和更加系统地分析和归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然而，从大历史观上看，目前相关研究尚不够系统，缺乏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和全球风云中观察中国政党政治的百年演变机理和历史规律，缺乏使用变量思维对中国政党识变、应变和求变能力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角度，对中国政党政治的百年演进进行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自觉性相统一的总体性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总体性危机的背景下，经历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试验的失败，各政治力量进行反复试错比较，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完成新型政党制度这项伟大政治创造。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党”“纲领党”和“建国党”，在百年历程中先后参与、主导和领导中国政党政治，先后探索出党内合作型、党际互动型和多党合作型三种政党政治运行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大事变”力量，成为中国政党政治核心力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成为“关键变量”。它们一起顺应历史规律，不断增强合作属性，主动携手并进于现代国家建设之中。当代中国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并日益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建党百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推动中国政党政治的百年演进，归纳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展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出现政党是晚清社会被动卷入全球化的结果。中国政党产生于西方强势新生工业文明“野蛮入侵”和“残酷解构”东方中国传统衰弱农耕文明的过程之中［7］。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之下，晚清皇权政治陷入生存危机，面临国家失败、社会崩溃的颠覆性风险。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或试图通过模仿、引入新的政治运行方式来改变这种局面。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试验遭遇失败，中国进一步陷入总体性危机。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出场提供了历史依据，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有效政党政治及据此建设现代国家提供了现实空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表现出识变、应变和求变的卓越能力，着手回答“化解社会危机、创建现代国家、振兴中华民族”三大历史难题，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成为百年大党和世界强党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清末，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受到维新派的极力宣扬。1901年5月，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国外的维新派人士利用《清议报》，在中国思想界播下政党火种。维新派的政党思想与革命党思想截然不同。维新派人士认为，政党机制具有化私为公的神奇功效。“然甲党怀私则乙党攻之，乙党怀私则甲党又攻之；则党与党之间，均无所容其私。君主有失，则党与党共攻之；大臣有失，则党与党又攻之。则自有党而君主与大臣均无所容其私，且也君主与大臣有失，某党阿谀之，则某党又攻之；某党有失，君主或大臣有失，某党阿谀之，则某党又攻之；某党有失，君主与大臣或纵容之，则某党又攻之，则互相监察，互相箴规。即率君臣上下全国之人而无所容其私。是非天下之至公者乎？”［8］

然而，“党争兴国”的美梦很快被“党争亡国”的现实粉碎。当时的国人显然过度神化了多党制的作用。多党制完全可以使政党陷入恶斗，自相残杀；让政府进退两难，失去作为；致社会撕裂，无所适从。民国初期的议会很快成为千人所指。著名记者黄远庸对当时的政党政治乱象进行过深入观察，不时发出“不党之言”“政党安在”“警告国民党”“警告进步党”“正告袁总统”“铸党论”等声音。“劝袁世凯勿专从操纵政党上着想，国民党勿专从对待袁氏个人着想，进步党亦勿专从对待国民党上着想。大众齐心一意，专从中华民国之前途着想。”［9］民国初期的政党完全不可能专从国家前途着想，这些政党互相仇视、互相诋毁，很快成为大众眼中的“蟊贼”。黄远庸批评道：这些政党“攘往熙来于通衢大道之中，指天画地于密室之内”，成为“闻闻党”和“指指党”；“千奇百怪之人相率为党”，“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中国”［10］。社会各界对“党争亡国”的认识不断强化。

民国初期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意识形态是政治制度的灵魂，是所有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在儒家文化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长远看，科举制度因为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而必然被淘汰。从短期看，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封建意识形态的无形溃散。意识形态是封建官僚制度得以顺利运转的灵魂，一旦这一灵魂被抽走，整个封建官僚制度的垮台立刻到来。这一后果是当时封建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受到西方强势文化激烈冲击的民初意识形态陷入空心化和混乱之中。旧有的意识形态落伍了，现代的意识形态却没有长成。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出现的历史背景，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民国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的勃兴发生于清王朝垮台之际，这实际上是新生的精英人物与旧政府的没落官僚竞争政权。腐朽的清王朝自然无法洞悉时代发展的秘密，跟不上形势发展，在政治合力下被逐出权力舞台。但新生的精英人物面对迅速变化的时代，却找不到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行动指南，根本无法协调行动以应对现实。当时的舆论指责少数精英把政党作为个人谋求晋升的工具，指责他们权钱交易，不明白“党”字的真正含义，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传统意识形态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民国初期政党政治就在这种迷宫中徘徊。

民国初期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的组织供给能力不能满足现代化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信奉“君子不党”，社会自身组织能力极为薄弱。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与基层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治理关系，一边是“皇权不下县”的中央权力边界，一边是宗族制度与乡绅社会的基层治理。基层治理靠的是血缘宗族关系和科举取士影响下的封建伦理。这是一种地域性的熟人治理方式，对开放社会和普遍联系具有天然的绝缘性。清政府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制度，乡村治理开始陷入溃疡状态。“土豪劣绅”成为地方治理中的一个突出政治符号。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本身就极为孱弱，受到这些打击之后更为虚弱。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弱组织状态”，那么清末民初之际，这种“弱组织状态”也难以为继。若以现代化要求对视，当时的中国社会显然进入“低组织状态”甚或“无组织状态”。清末新政与科举废除使原有农耕社会的宗族制度和乡绅社会这种基层组织化手段迅速瓦解，而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强组织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这种比过去传统社会更加涣散的“低组织状态”或者“无组织状态”，成为中国现代化前行无法跨越的障碍。因为中国一旦进入世界必然受到现代化的牵引而无法退回原点，而现代化必然以组织为依托，组织起来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政党作为一种现代化组织方式，呈现于中国现代化场景中并非偶然。它能够摆脱地缘和血缘的封闭性，在更大区域发展联系。吊诡的是，政党在产生新联系的时候，多党竞争型模式中的竞争本身却极容易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范，从而破坏更大范围内的合作和联系。从本体角度看，民国初期的政党本身就极为软弱，加入竞争场后必然很快陷入困境。从外部环境看，民国初期的多党竞争多是一种无序化的“软组织”竞争，它与国家统一之间存在着尖锐冲突。“多党体制和无党体制都不能改变中国的低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的现状，都不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使命。”［3］以一个统一的强大政党克服内部的无序化竞争，构建“政党-国家”这一新型政治模式，就成为中国克服低组织化状态或无组织状态并走向现代化的最佳选择。这是后发现代化地区出现“政党-国家”的重要原因。一个统一的政党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与政党的双重供给更能为现代化提供充足的组织化资源。

民国初期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悬浮在民众基础之上。中国从西方引进的政党从本质上说是“作为部分的政党”，这种政党建立的基础是启蒙之后具有权利意识的公民。辛亥革命后涌入政治场之中的政党并没有西方语境下的公民作为基础。维新派和改良派都曾经企图从“新民”入手解决中国社会的基础建构，但没有成功。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治民”和“富民”“教民”是长期占据主流的政治观念。“作为部分的政党”如何改变自身以应对时代变化和适应中国国情是当时的突出难题。只有面向现代化、立足现实，协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矛盾，建构起雄厚的民众基础，政党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据此逻辑，“作为部分的政党”悄然转型为“作为整体的政党”，“以党为用”的西方模式悄然转型为“以党为师”的中国路径，这里面隐含着历史的必然性。“作为整体的政党”“以党为师”显然比前者更具有推动国家建构和走向现代化的能力。中国政党应承担“保育”和“教导”民众的责任，通过政党的引领和建构作用，把当时处于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形成现代化急需的组织力量。但是，民国初期多党竞争型模式的政党政治显然无力做到这些。当时的人们更无法意识到一个社会现实：辛亥革命是世界大革命浪潮进入中国之后的投射，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工业化革命时代后，必然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深刻变革。这一时期，中国数量庞大的新生知识阶层不断成长，他们怀揣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纷纷涌入政治场中。而当时的政治体制处于新旧交替之中，根本不能吸收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根本无力解决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于是呈现出军阀、学客、商客等各色人等交相叠加、互相冲突的种种乱象。在这种情况下，“动员民众”就成为一种极具时代化的政治解决方案。“动员民众”突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西化意识形态，本质是政治社会化的外在表现，根本是重新塑造现代化的民众主体，表现是形成现代化的“中国人民”。这既为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提供了方案，又为解决中国外部矛盾提供了力量。恰如毛泽东所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如果不要民众，“什么都无从谈起”，“必然是漆黑一团”［11］。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只能在多党制框架内挣扎，无力对大历史和大变局作出识变和应变，更不能跳出这一框架进行主动创造。民国初期，社会各界对政党先是报以厚望，继之嗤之以鼻。很多人把政党的蜕化归因于党员个人节操和道德的败坏，有的把政党的失败归结为军阀破坏。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这一时期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它无能力改变中国社会的基础，既不能塑造多党竞争型模式的公民基础，也不能形成、凝聚和创造适合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人民”。

民国初期的多党制试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民国初期多党制的政治洪流冲决了封建皇权专制的堤坝。政党政治取代皇权政治和军阀政治成为中国政治的主体。多党制试验也是中国政治大转型的标志。多党竞争的政治组织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悲情试验催生了新式政党。多党竞争型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也必然呼唤新的政党组织模式出现。此时，中国社会争论的问题不再是政党存废问题，而是政党的数量、组织模式和制度模式问题［12］。从社会上看，多党制试验为新生代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渠道。清朝末年，新式学堂的兴起、留学道路的开辟，使得中国出现了大量新型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政治参与热情。多党制试验促进了知识分子走向社会进行政治动员。从文化上看，多党制试验提供了新的舆论空间，刺激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多党制首先作为一种理论和模式受到当时文化界的重视和宣传。清末民初，一大批新式报纸，例如《申报》《民立报》《时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公共空间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新型社会阶层迅速形成，并很快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先兆和基础。政治上的多党制试验失败以后，新文化运动随之兴起，一种从文化上反思中国政治不足的努力迅速高涨起来。这一时期多党制试验失败的历史教训，影响着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选择。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核心力量进入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场域并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对此后百年中国政党政治的演进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迅速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主角。民国初期政党政治的败局与军阀混战的局面互为表里，不断激化着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这种日益恶化的局面客观上要求中国出现新的政治代表力量。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进行摸索和尝试，企图以新的政治结构重塑自身。另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新生政治力量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日益颓废的中国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止住了中国不断下滑的败退趋势。通过党内合作形式，中国共产党把新鲜血液注入中国国民党体内，刷新和重构了中国国民党。党内合作型政党政治走上中国政治舞台，这对刚刚诞生且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革命旗帜，在实践中锻炼动员群众的能力，为日后建立军队和根据地打下基础。这是后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先后推动党际互动和多党合作的历史起点。

党内合作型模式的形成具有客观历史需求。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十月革命普遍具有好感。这一方面催动着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另一方面引起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密切关注和积极效仿。从启蒙的角度看，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不啻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民族觉醒运动。伟大觉醒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推动着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改革和走向都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巨大影响，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合作型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面临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如何指导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成为中心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坚决主张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作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对象，这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外部动力。然而，在国共两党如何合作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由于军阀统治，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只能从事秘密活动。进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业已远离“手枪炸弹缔造共和”的绚丽光环。国民党号称党员几十万，但内部良莠不齐，革命精神日趋退化。此时的“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13］。这些严峻的内外形势迫使两党必须迅速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两党合并模式、平行合作模式和党内合作模式成为当时的三种不同主张［14］。共产国际曾经提出将共产党并于国民党之内，但是中国共产党对此不能同意；平行合作模式又为国民党所拒绝；中国共产党排除左与右的干扰，最终创造一种“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型模式。这种模式以“补充新血液”方式刷新国民党，得到国共两党以及共产国际的共同认可。

党内合作型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共产党深入国民党内部改造国民党。国民党能够接受共产党个人，乃是看到了共产党人身上的朝气，希望能够借助新血液除去国民党身上的腐败。共产党愿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乃是因为可以不放弃在国民党外的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活动，希望借助国民党实现革命理想。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性尤其突出。中国共产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核心力量。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孙中山看来，党内合作型模式可将国民党和共产党融为一炉，用共产党去改造和革新国民党，是两党融合的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维护和发展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瞿秋白对于党内合作的意图说得十分清楚，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目的就是“改造国民党”，让国民党成为“国民运动的真正中心”，共产党在这个中心中要做“元核”，即领导者。毛泽东则直接说明，国民党就是一个空房子，共产党就是要来做主人［15］。中国共产党的主体自觉性和核心意识跃然纸上。

在党内合作型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孙中山的政党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都在迅速提升。孙中山先生经过五次建党后认识到，在政治进行、军事进行、党务进行中，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和“有胜无败的”［16］。吸收共产党个人加入国民党，就是要让共产党在宣传上和组织上革新国民党。孙中山认识到，党有主义的灵魂，就有超越一切的能力；国民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人民，唤起民众。“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16］以主义为中心的政党政治是制服官僚政治和武人政治的最佳政治选择。国民党看到了苏俄组织体系的重要性，力图在“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原则不变的基础上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俄国共产党最优长之处是善于组织，而这一点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最不擅长之处。”［17］1923年开始的国民党改组中，最重大的改变就是政党组织体系的变革。这一变革的生命线在于国民党与工农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联系。

党内合作型模式影响着后来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党内合作型政党政治生长于国民革命的肥沃土壤之中。两党正式合作之后，仅仅三年内，国民党在组织和宣传上都有了较大改观，中国国民党面貌一新，获得了新的生命。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地方外，国民党在全国建立起组织网络，党员人数超过20万，而中国共产党则走出了秘密状态，从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500人左右的小党迅速成长为一个密切联系工农、人数超过57 967人的大党，联系工人280多万人、农民970多万人；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和台湾之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均建立了党组织或者有了党的活动［13］。经过这次党内合作，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均对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架构和宣传工作有了创造性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武装斗争和领导群众都有了长足进步。中国政党政治的原有生态发生剧变。两党在中国大地上都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和世界政治的重要政治主体。自民国初期多党制试验失败以后，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迅速衰朽，而以初心和使命为核心的政党政治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党内合作型政党政治是中国政党政治发生的一次质变。这既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内部合作，也是多党制政党政治的一次质变。党内合作型模式不再是欧美政党政治中的宪政形态，而是俄国革命影响下的革命政党形态。中国国民党的改造是党内合作关系确立的前提条件。党内合作型模式是一次成功的政党政治转型。以宪政为基础的多党制模式转入了以革命为基础的党内合作型模式。民国初期以宪政为指向的政党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最终走向穷途末路。党内合作型模式一度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这种政党模式形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下，既有国际背景映衬，又有先进理论指导。这种政党政治模式的政治吸纳能力迅速提升。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方向是试图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即从过去一个较为封闭的精英团体转化为一个向工农、知识分子开放的组织。这一转变无疑给大量新型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人生机遇。这些知识分子纷纷涌入国共两党，谋求新的政治出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尤其是两党合作，顺应了政治社会化的现代发展趋势。它不仅把大量知识分子纳入政治，而且广泛吸纳工农群众进入政治，迅速重构中国的政治生态，快速整合中国的政治力量，创造出中国革命的坚实民众基础，形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对军阀政治的巨大优势。以国共合作为基本形态的政党政治很快把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两种革命汇聚成中国大革命的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军阀政治和官僚政治，开辟出中国政党政治新的进步空间和发展道路。

在党内合作型模式中，国共两党是一种非平等关系，共产党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条件下加入国民党，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国共两党在政治理念、组织成分、奋斗目标、工作手段方面均有显著不同，因而两党在合作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国民党话语体系中的“党内合作”本就存有“溶共”“并共”的政治动因，隐含“非共”“反共”的思想诱因［18］。党内合作型政党政治的缺点在于边界不清，同质化严重，不易化解矛盾。这种矛盾与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中国国民党长期不能接受一个与其平等的合作伙伴，最终导致走向一党专政的独裁型政党政治。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党政治核心力量的必要准备。中国共产党从国共合作中吸取了教训，逐渐积累了从“密切同盟”到“政治联合”的过渡方法［15］。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为中国共产党摆脱国民党的限制打开了大门，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指向更加广大的工农群众和中国人民。在政党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有更多回旋空间来独立自主地处理党际关系，更加注意不同政党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独立自主和政治联盟关系。中国政党政治进入了党际互动型模式的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日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党内合作型模式失败以后，国共两党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开始探索新的模式。中国政党政治相继进入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内，除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产生了大量中间党派，这些党派面对新的时代任务提出一些不同的政治主张，拓展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空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完全不同的回答，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国民党同时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于国家主义，从而出现法西斯追求，逐步走到民主的反面。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表现出高超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及时顺应民主潮流，形成最能团结绝大多数人的新民主主义，迅速将中间党派团结在自身周围。

中间党派的产生具有客观历史原因。民国初期政党纷纭是中间党派出现的远因，而后来的形势发展则是中间党派出现的近因。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外，就已经有其他政党出现。国共两党合作破裂这一事件客观上为中间党派的大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和国际形势出现了大变动，政党和党派性组织大量出现并日益活跃，相继出现了几十个政党或者党派性组织。中华革命党、乡村建设派、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这些党派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故被称为“中间党派”。中间党派选择不同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道路，显示出不同的政治光谱。

中国国民党视中间党派为反对者。中国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迅速蜕变，建党理论迅速走向极端，政治上日益自私和短视。“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其治国信条。国民党不仅不能准确认识世界民主大势和革命洪流，反而企图将革命与民主逐出中国政治，以独裁统治满足一己私利，这就出现对外妥协与对内围剿、阳为统一与阴为专制的双重面相。国民党不肯承认中间党派的合法地位。它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乱党”“奸党”和“土匪”，同时对中间党派进行打压和迫害。国民党先是以“训政”为名，行“清党”之实。一党独裁和“党外无党”成为蒋介石对待中间党派的基本态度。1931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会议开幕词》中公开赞同“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中的统治权，决意效仿“有效能的统治权”［12］108。“党外无党”是国民党的重要政党观念。这一时期，第三党领袖邓演达被杀害，“救国有罪”成为国民党的本相。九一八事变后，历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国民革命的民主人士沈钧儒激于民族大义，奋起反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积极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活动。1936年7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之联名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毛泽东立即致信，表示愿意在救国联合会上签名支持。救国联合会从此建立起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联系，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蒋介石要求救国联合会放弃政治主张，接受国民党领导，但被沈钧儒当面拒绝。1936年11月，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七人因为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活动同时被捕。“七君子事件”激发了中间党派与国民党的对立情绪。

国民党始终不肯承认中间党派的平等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了笼络民心，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两个组织以应付在野人士。但是，这些有限的民主措施不是为了发展真正的民主，而是一种伪装下的让步和欺骗。国民党很快再次暴露出反对中间党派的真实面目。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等系列决议：建立领袖独裁制，要求一切中间党派都要服从其领导，要把一切党派“消融于三民主主义之下”。虽设立了国民参政机关，但中间党派只有徒具形式的建议权和质询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吸收的200名参政员中，中国共产党及中间党派只占10%，且作为“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代表［12］118；国民党连一个政党的名分都不肯给予其他政党，更谈不上承认其平等地位，一党专制的色彩更加浓重。

党际互动型模式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党政治中的影响。在国民党的高压下，中间党派的民主属性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的互动越发密切。党际互动型模式成为反抗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党政治运作模式，中间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日益结成新的命运共同体。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倒退、反对分裂，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的共同语言。民主宪政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民主宪政团体成为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力量。武汉失守后，一大批中间党派纷纷撤退到重庆。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团结和联合民主党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密切合作、真诚合作、切实合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真实写照。

中间党派日益接近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提出七个有关民主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人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张申府和中华职教社参政员江恒源等人都围绕实行民主宪政提出议案，中心主题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会议出现两大阵营的对抗，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组成在野党阵营，一方为国民党参政员组成执政党阵营。会场上，邹韬奋、陶行知、李璜等人与国民党参政员进行激烈交锋。中间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突破国民党的限制，提出并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的民主宪政提案，决定先组织宪政期成会。1939年10月，民主党派自发组织宪政座谈会推动宪政。该会对国民党的《五五宪草》和国民大会的组织法、选举法提出修改意见。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密切合作，相继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和抗日根据地内组织各界宪政促进会，掀起有声有势的民主宪政运动。同时，民主党派日趋联合与集结。1939年11月，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这是民主党派在外力作用下的一种自发联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国家社会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等，都是其重要成员。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等人都参与其中。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召开，中间党派与国民党围绕“宪法修正草案”再次发生激烈争论。黄炎培把中间党派的所作所为总结为“自求民主”“求得有力”“求得热烈”“求得拼命”［19］。中间党派的声音不断增强，与国民党的距离越来越远。

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开始亲密合作。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的暴行引起共愤，中国共产党受到迫害的弱者形象激起中间党派的广泛同情。中国共产党迅速加快与中间党派的合作。1941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等人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时，中国共产党以皖南事变原因拒绝出席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关键时刻，沈钧儒不畏强暴，带领救国会的参政会成员，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显示出坚定的政治立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之后，中间党派加速左转，在政治活动中生成越来越明确的政治共识。即使作为当时最为右翼的中间党派，中国国家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也在呼吁：“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20］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马当先，把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作为主要纲领，将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独裁专制。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参加会议的唯一代表林伯渠提出“结束一党统治”“组织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立即得到中间党派的热烈拥护。中间党派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双方合作进一步加强，共同走上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道路。国民党被进一步孤立。

国民党在党际互动型政党政治中被彻底孤立。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发出武装进攻中国共产党的信号。蒋介石在其后的元旦广播演说中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国军以外的自主军队，已是国家莫大的耻辱和损失。”［21］国民党企图以“国家统一”来压制自身以外的一切政党，以“国民会议”来反对其他政党的一切政治诉求。这一时期，中间党派的民主属性进一步增强，中间党派成为真正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但在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上无法达成协议。双方商定，成立政治协商会议和军事三人小组，力图通过第三方谋求解决方案。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顾特园，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结成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一次以政党为主体的高层次会议，其实质就是党派会议。会议代表有38人，其中民盟有9人，青年党有5人，社会贤达有9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有7人和8人。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交换情报，交流意见，步调一致，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会议通过五项协议，搭建了实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方案。中国共产党清楚认识到谈判本身蕴含的重大意义，不遗余力做好各项准备：“不为谈判而谈判，却为宣传而谈判，又为谈判而宣传。”［21］7该方案突破了国民党的底线，为其所不容，字迹未干便被其一手撕毁。中间党派迅速觉醒，彻底认清了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真面目。国民党在政治上犯下颠覆性错误，迅速失掉中间党派的支持。

国民党自身建设落后和自身蜕化是其不能最终取得中间党派支持的重要原因。国民党是一个相当矛盾的综合体。它把“德式权威主义、俄式政治理念、中国传统治理之道、美式民主理想等相互对立的思想资源融为一体”，充斥着大量矛盾：师从苏俄却拒绝阶级斗争，欣赏欧美却迷恋中国旧传统，声称反帝反封建却和国际资本、乡村士绅保持联系。这种理论上的内在紧张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尖锐冲突［3］。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作为国民党首领的蒋介石长期不能化解这些派系的矛盾，更难统一这些派系行动。取得全国政权后，国民党在地方推行党政分开，党权、政权和军权出现快速分化。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专门就党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作出规定，蒋介石以约法三章的形式严令“党员党部不得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其要点在于，国民党员可以指导民众，可以监督政府，但是不能干涉政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民党没有“党管干部”这一法宝，使得地方党政关系缺乏积极配合和有力协调，地方党政关系陷入抵触和矛盾之中。实际上，拥有对行政事务的处理权乃是党员和党部有权的直接体现，党员和党部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和对行政机关的控制乃是执政党属性的外部体现。当地方党部被排出地方权力的时候，就会一步步沦落为次要和无足轻重的角色。国民党对于地方政党关系缺乏深度调研，在分权与集权的权力配置上出现制度漏洞，引发国民党统治体系全盘崩溃。在军队权力上，党权更为虚弱。蒋介石依靠军权上台，对党权采取疏离和打压的态度。三权之中，党权呈现出最弱的状态。国民党对自身建设不够重视，理想信念不再，必然日趋涣散。党权弱化以后，其对政权和军权均不能起到领导作用，连制约作用也越来越小，最后沦为新军阀的专制工具。所谓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军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支军阀部队，自然掉入军阀割据之陷阱，军权和政权对党权的双重撞击使得国民党的统治呈现“碎片化状态”。国民党连自身的领导都成问题，也就不能承担领导其他力量的责任。这与中国共产党构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组织能力和领导水平都在迅速提高，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逐步走向成熟。军队、政权、根据地等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强大组织，日益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核心力量。而国民党的派系林立必然导致与中间党派的关系日趋疏离和对立，无法承担作为中国政党政治核心力量的角色。

从党际互动型模式到多党合作型模式的转变中，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情、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上有着高超的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能够准确认识中国之变，科学应对中国之变，主动顺应中国之变。与国民党阻挡革命潮流和民主大势不同，中国共产党准确认识到中国国情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问题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产阶级，中国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外为革命、内为合作，这是中国必须选择的建国方案。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中间党派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变量。谁能团结和凝聚中间党派，谁就能赢得未来。对于国共两党来说，能否与中间党派密切、真诚、平等合作，实际上成为考验两党是否坚持团结和民主的试金石。

中间党派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上升到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进行认识，把同中间党派的合作视为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败得失与统一战线密切联系。统一战线是解决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法宝，能把中国带入“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统一战线意在“唤起民众”，不仅要有国共两党，还要包括广大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爱国同胞［22］。统一战线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重心在国民党；到抗日战争中后期，统一战线重心已经转移到中间党派人士身上。随着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双方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并逐渐趋于平衡。这时候，中间党派成为影响政治天平的关键变量。周恩来指出，只要拉住了中间党派的最大组织民盟，国民党和国民大会就“臭了”［21］6。胡绳认为：“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23］中间党派影响国共两党的胜败，第一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中间党派倒向国民党，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争取了中间党派。

中国共产党视中间党派为同盟者。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通过武装割据创建自己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从城市来到农村，通过工农联盟从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小党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始终牢牢把握着根据地政权组织和军队组织。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有纲领、有组织、有初心和使命的政治力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清一色”的危害，逐渐认识到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红军长征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统一战线政策逐步走向成熟，建构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上日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加强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可能。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尊重中间党派的平等地位。1937年9月，毛泽东在论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时提出，国民党的“统制政策”是不能动员民众的重大障碍，“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是更广泛地“唤起民众”。他指出，统一战线不能停留在国共两党范围内，必须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爱国同胞包括进来，统一战线应该在共同纲领的约束下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联系起来［22］366-367。虽然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重点仍在国共合作，但是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中间党派在统一战线中的应有地位，并以“民众”“爱国同胞”“城市小资产阶级”“党派”“各界”等话语为中间党派的作用埋下伏笔。毛泽东特别重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并将其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在党派问题上，既要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要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并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高度进行说明［22］524。毛泽东当时论述的重点首先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独立性，但同时包含着中间党派各自的独立性。独立性是政党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动摇了政党的独立性，就是取消政党之间的平等性。这样的合作就不是真正合作，也必然会牺牲统一战线。这也是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吸取的教训。

基于对政党之间独立性和平等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确立新型政党政治观，走上与国民党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大力吸收各占三分之一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进入抗日根据地政权，以政权作为团结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制度形式。在“三三制”政权中，中国共产党不靠人数压倒别人，而是依靠让出多数去容纳民主人士；不靠权力去压服民主人士，而是靠与民主人士反复协商达成共识。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对进步分子和中间派的领导不是靠“口号”和“盛气凌人”，而是依靠“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以此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让他们自觉接受党的建议和主张［22］742。这些主张和做法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对国统区内中间党派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给予了有力支持。

大部分中间党派迅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继中途岛海战和阿拉曼战役之后，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7月，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被推翻；11月，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相继召开，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化的前夜。相反，国民党在中国战场上却出现豫湘桂大溃败的强烈反差。几乎所有人都预感到一场大变革就要到来。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民主宪政呼声再起。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手，积极响应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1944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公开发表“最后阶段”的“最后主张”，要求立即召集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中间党派自觉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日益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民主党派。1945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到延安访问、商谈国是。双方在“停止召开国民大会”和“召开政治会议”两方面达成一致。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密切合作，推动通过有利于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的五项协议，充分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平等相待、以诚相待的心胸和气度。五项协议字迹未干即被撕毁，充分暴露出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真实面目，教育并唤醒了广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随即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对此坚决反对，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在重大历史时刻，民盟坚决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正义一边，不仅宣布拒绝参加会议，而且将追随国民党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家社会党开除盟籍。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立场得到救国会、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坚决支持。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随后，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分别发表声明，公开反对内战和分裂。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纷纷转入反对国民党的阵营，国民党陷入重重包围。

至此，以民主党派自愿集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特征的多党合作型模式正式诞生。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建国三大步骤，即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专门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建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共发表三党联合声明［24］。5月2日，一份由中国共产党提名的29人被邀请名单列出，多党合作的具体部署工作拉开大幕。5月5日，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香港发出“五五通电”，热烈响应中共号召。从5月到7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所有民主党派都发出了响应“五一口号”的宣言或者声明。从1948年8月开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结。凡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都有条件加入新政协。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中国政党政治进入崭新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正确领导是多党合作型模式成功的关键。多党合作型模式最终得以确立，既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政治基础这一根本原因，也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追求原因。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党政治的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民主党派的正确领导和恰当的政策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周恩来指出，客观历史条件决定党派的存在和发展，但是这些条件仅仅提供了党派发展的可能性，并不能直接解决党派的存在和发展，更不能直接解决现实问题。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12］163。政策和策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而且直接关系到多党合作是否能够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正确领导、政策策略和模范作用，是多党合作型模式得以建立和成功运行的基础。

多党合作也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有着重要关联。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不仅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以自身建设的巨大力量作为支撑。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最为成功的方面就是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从内部看，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从外部看，中国共产党对一切事务有着绝对的领导权。先有党组织，再有军队，再有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解放的工作路线。党自身的战斗力是它克服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法宝。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主要的法宝”［22］602-606。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多党合作的坚实基础。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一次成功合作。国共两党的博弈和斗争为民主党派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中间地带。周恩来明确指出：“党派会议、联合政府都是中共提出的，各党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努力取得的，连青年党也不得不暗自说，因为有共产党才能有他们的地位。”［21］2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与努力使中国政党政治生态发生变革，日益朝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民主政治方向演进。

如果把中国政党政治的组织方式看作由多个政党组织起来的函数方程式，那么，多党竞争型模式、党内合作型模式、党际互动型模式和多党合作型模式都是中国各个政党组织起来求解现代化强国这一问题的不同方程式。在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演进过程中，既有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又有中国政党的自觉选择。其中，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使命、理论自觉、政策策略方面均表现出巨大创造力和感召力。党内合作型模式、党际互动型模式和多党合作型模式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社会发展的自觉创造。中国共产党是多个主体中的核心力量，这一核心作用在多党合作型模式中上升到党的领导高度。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高级形态，是政党政治道路与理论的规范化、模式化体现［25］，是政党的根本规范［6］。政党一旦进入制度，就会得到规范。规范化、程序化、合法化都会成为政党运作模式和轨道。从“模式”到“制度”的升级，意味着多党合作完成了新的质的飞跃，开始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进入新型国家建设之中。多党合作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制度支撑，有了统一战线这一广泛的组织形式支持，有了人民政协这一专门机构匹配，有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指导。多党合作这一新生政治事物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政治基础、法定依据、理论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多党合作同样展现出从“联盟之术”上升为“强国之道”的整体性逻辑［26］。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成长性。作为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关键变量的各民主党派，在合作能力和合作信心上都取得巨大发展和长足进步。学习成为中国政党政治各主体的鲜明品质，构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团体学习模式。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合作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既是多党合作的领导力量，也是多党合作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为多党合作提供了最大凝聚力和最大团结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力量，具有超常的品格和能力。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和创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理论学习、向先进学习、向时代学习”的光荣传统，坚持“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的优良学风，始终保持着政党的旺盛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权力运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一切工作坚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保持党与人民始终“干在一起”“想在一起”的人民情怀、人民立场和天下为公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双重革命”。以从严治党和重点治吏的铁腕反腐不断实现自我革命，以问责制和责任终身追究制创新选举制以实现自我净化，创造出一个朝气蓬勃、体魄强健、风华正茂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开拓新局的卓越创造能力。国民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伟大实践，无一不显示中国共产党“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创造能力。其次，民主党派开展合作的能力得到全面优化。民主党派的政治属性得到日益明晰的认定：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发展为“参政党”，再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主党派的组织、工作、经费等得到了有效保障和发展，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民主党派履职有了全方位的国家制度保证，统一战线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都有民主党派的重要地位和功能设置。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得到全面发挥，不断发挥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功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人民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组织中国人民的网络，又是引领中国人民的航标。这一制度的强大组织网络供给了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第一资源，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一盘散沙”的最大难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处理重大政治社会关系的大磁场，使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政党关系、阶层关系等得到动态调整和优化组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政治加工厂，是产生理想、目标、纲领、政策、路线、方针、纪律、忠诚等各种政治产品的策源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大熔炉，是能够把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性人物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融为人民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锻造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是作为中国人民的普通一员参与其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整体性政党制度”，具有自主、强势、中性、有为的内在品格。它创建国家、执掌权力、监督权力并保证权力始终与人民在一起，不会被任何特定利益集团或特定阶级锁定。这个制度扎根于人民之中，不断联系和动员群众参与其中。任期制、选拔制、推荐制、任命制，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团结力在于，既有着中国人民的代表性，又有着中华民族的代表性。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人民是根基、是血脉，党与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克服困难，我们要依靠人民。走向未来，我们同样要依靠人民。人民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力量源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的最大底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人民性。它把“顺乎民心、合乎民意、教化民众”的历史传承与“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师”的现代要求结合起来，以“人民喜欢不喜欢、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密切联系群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线。从比较视野来看，不能只看到两党制、一党制、多党制等政党制度类型，更要看到政党制度的实际治理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人民心性”不断破解着世界上“权力总有某种不安”的困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面向人类文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文明属性。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文明。不论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都是世界文明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有主体、有根系，而且有充满初心和使命的灵魂。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力量的中国政党政治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27］。从国际共运的大历史观察，理想和信念是最强的力量、制度的灵魂，而思想和信念的崩溃一定会带来制度的崩溃。从表面上看，苏共败于经济崩溃和财政崩溃，但根子在思想崩溃和理想崩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还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遵循。这是该项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深层原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软硬适中”的制度。“软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也无法带领人民完成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任。新型政党制度中党的领导显然属于“硬实力”，而政治协商和团结合作则属于“软实力”。这项制度连接着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三者之间具有重大调节和平衡作用，正在“重新界定现代性”［28］。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结构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相吻合。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活着的、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国家，其内部的复杂性、差异性和适应性令世界着迷，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传统文化丰富人类文明。我们不仅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团结是个好东西，稳定是个好东西，合作是个好东西，而且我们善于用改革开放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张力和差异，从而形成独特的制度优势和高效的治理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哲学依据是向心型宇宙观。而在西方国家，离心型宇宙观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扩张主义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它的集中表现［29］。向心型宇宙观从精神层面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地位，也决定着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长于经过长期整合而形成的文明型国家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在本质上不是西式“部分利益党”，而是中国式“整体利益党”；其行为不是以“分”为指向，而是以“合”为指向［28］194-195。以团结凝聚力量、以团结追求和谐、以团结追求进步，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品质。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理想，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现代化追求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凝聚广泛共识、推动多方发力、汇聚奋进伟力，运转集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于一体的动力系统，推动各政治力量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居于世界政党制度之林，与其他政党制度相比较而存在，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文明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进入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崭新概括。习近平总书记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蕴含的独特性、创造性和世界性含义，以及客观性规律和主观性创造两个内在属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土壤之中，发展于现代化国家的时空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旺盛生命力来源于其与中国百年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追求相契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当初受到新民主主义历史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初心所引导，现在又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所激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和主动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规范框架，将核心力量与关键变量组织在一起，形成“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这种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具有主体优势、结构优势、平衡优势、能力优势和实践优势，并在国家建设中转变为治理效能。

其一，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具有主体优势。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面临总体性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生长于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意识不断生长，催生着现代国家的民族追求。近代中国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现代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去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民国初期议会制度的失败，本质上由西式民主机制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更直接的目标在于凝聚力量和整合人民。“反对”表达最强的政治诉求，它优先追求力量凝聚和组合，而不是内部的民主分配机制。三大纲领在党史中被称为民族民主纲领，实际上民族先于民主。而民族与国家又是紧密相连，它们都是政治名词，都是动员民众的重要武器。只有从国家和民族入手才能最终解决民主问题，这一历史的谜底最终被中国共产党揭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决定着党建国家这一选择的必然性，因之生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追求以各个政党的最大合力构建现代国家。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低组织化”和“无组织化”是制约中国前进的最大障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最大的组织网络，提供强大的组织资源，合力应对内外超强压力。中国共产党以使命引领、以纲领号召、以组织聚集，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前进能力。与其他国家的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具有更远大的目标、更长远的规划、更持久的动力。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为一个吸收和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并进行提升的现代化国家机制。它不仅传承中国的传统政治资源，而且创造新的政治要素，展现出强大的政治生命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国家治理提供政治保证。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以一定的政治伦理作为信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是一个可以使用和改造的工具，随着历史演进而不断变化，但治国理政者必须以一定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伦理为其定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国家治理提供特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道路、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自觉、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和政治本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和执政力量，各民主党派是合作力量和参政力量，共同创造和治理国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西方政党制度逐步沦为政党争权的工具，政党轮替出现“一轮一轮对着干”的恶性循环。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致力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上谋划国家发展，长期执政的先锋队集团出现“一届一届接着干”的良好政治生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国家治理一切都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依靠，体现着国家治理的路线图和大棋局。国家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外在表现，是重要的检验标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有自主性的国家治理安排，既能居于国家之外创建国家，又能深入国家之内治理国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包含的“主体多元性”“过程协商性”和“实践合作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发挥治理效能、彰显制度优越性［30］。

其二，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具有结构优势。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层层包围的圈层结构”，而不是西方政党制度的“平等并列结构”［31］。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居于圆心地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为“关键变量”环绕周围。

首先，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凝聚结构是中国政党政治与世界、国内环境互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党政治的核心力量，是在世界风云变幻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在一起，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东方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联系极为紧密。这些历史事实内在规定着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党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再次勃发。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9 100万党员和46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民主党派成员中有很多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代表人士，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和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内部循环过程，而是一个内部与外部紧密结合并密切互动的一个过程。

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一体多元”的聚合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体与多元同构，民主与集中统一，过程与制度衔接，群众与贤能相容，品质与效能协调。结构决定功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圈层结构提供了巨大的包容度和整合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各界别、各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吸纳和调节机制，用使命、初心、目标、纲领、任务等精神要素号召各方，用核心、制度、规范、程序、法治等文明要素包容各方，不断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给国家发展带来稳定的保证，而且给国家发展注入动力。这种政治循环与两党制的政治循环不同，它以任期制、选举制、提名制、协商制、任命制、考试制等各种方式替代轮换制和选举制，同样实现了吐故纳新，更好地适应了国情，保持了政党制度的生命力，显示出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独特优势。

其三，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具有平衡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世界政党制度中富有特色的政党制度。美国学者爱泼斯坦曾经指出“一个铁的事实”：“两党竞争在西方民主体制中不是显而易见的标准模式”，“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有向两党竞争方向发展的大趋势”［32］。英国著名学者阿兰则以“精英的循环统治”作为解释框架，对中国的政党制度进行解释［33］。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的其他政党一样，都是精英统治，不同的是，西方的精英采用轮换制来更新，中国的精英采用联系制来锻造先进性。一些人常无端责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非均衡性和非对称性。他们倾向把多党制和两党制视为世界政党政治的标准答案。然而，美国两党制屡屡发生的事件一再说明，两党制在权力交接、政治稳定、治理效能、政治参与、公民权利的实现效果上均不理想，甚至出现安全漏洞。美式民主的神话正在遭遇重创。事实也说明，美式民主存在“根本缺陷”［34］。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隐含着政党政治的系统平衡性。系统的平衡性源于开放性。从外部看，作为中国政党政治百年演进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用世界性的先进理论武装和指导自己。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性政党，而是一个有着非常广阔世界视野的先进政党。这种均衡性和对称性来源于世界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抗，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与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对比，是当代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均衡。这种更高意义上的对称和均衡，决定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着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内部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部均衡性和对称性源于一种特殊的圈层结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通过各种方式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团结，这个政党制度为各个政党团结在一起提供了制度载体，而这个制度又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核心制度安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主次分明、互有交叉、互相联系的系统平衡，内在有凝聚力、外在有代表性，连接着亿万中华儿女。中国共产党作为“三个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保持着相应界别特色，反映各自所联系群众的意见。

其四，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具有能力优势。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对包括我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不断。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课堂。以美国政党政治为典型的自由主义民主日益被实践引入极化政治陷阱，陷入“否决政治”的怪圈。不择手段、以卑鄙对卑鄙的“政党极化镜像”频频出现［35］。美国社会正发生深刻变革，原有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受到越来越多的侵蚀，大众政治、认同政治随之兴起。当今美国国内既没有镀金时代一支能够左右内政外交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新政时代能够彼此之间通过协商和利益交换达成政策共识的两大政治联盟，而是出现了势均力敌且以零和思维看待彼此的两大政治阵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40年来鲜见实质性经济社会改革，却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之中。政治极化与美国的民主制衡机制相叠加，其危害更加不可预测。从美国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的过程看，“对等极化”已经发展为深层次的“断层极化”。政治精英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美国政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政党恶斗—政策难产—治理失能—矛盾激化”的链条中［36］。断层极化的后果极为严重，极有可能激发美国当政者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向外部世界转移国内矛盾，其国内矛盾极易引发国际局势动荡。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引发欧美国家的政党政治进一步恶化，在野党与执政党的争斗更加尖锐。“疫情下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乱象，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弊端。”［37］欧美国家原有“作为部分的政党”还是“整体的部分”，还能发挥“以分促和”的作用，但随着中产阶级这一基础不断被侵蚀和削弱，“作为部分的政党”日益碎裂成“部分的部分”，其共识凝聚机制日益陷入制度困境和制度危机。美国曾经能够自我纠错且从世界吸取资源的两党政治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其五，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具有实践优势。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土生土长，不仅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不断学习先进文化。它深深植根于中国民情、国情和党情之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反映中国民情所向、国情所向和党情所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著的制度效能和治理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即是新型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治理功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既有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元素，又有协商民主的共治精神，还有制度本身蕴含的法治精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三方面统一起来：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完善协商民主机制为依托激发和吸纳各方共治，以坚持法治精神为引导巩固和维护依法治理格局［38］。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树一帜，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类型学中任何一种类别，不仅创造了“中国之治”的奇迹，而且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部的多元素构成，保证了其内部的可变性和灵活性，也使中国能够采取灵活的内政外交政策，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凝聚形成政党共同体，并在时代发展中不断打造学习型、创新型和服务型政党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初期多党竞争型模式在中国遭遇失败的历史背景下，成长于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不断交替中。中国共产党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党内合作，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模式，构建尊重和团结民主党派的党际互动型模式，主导多党合作型模式形成，创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出今天有世界影响力和政治文明地位的核心凝聚型政党制度。百年历史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最有特色的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现代化之中，不断培育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主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包含中国未来发展急需的核心意识、民主监督、协商民主、法治精神、权利意识等现代化要素，影响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实践绩效，构成中国走向未来的重要支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具有远大前途的事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作为历史变化的亲历者，经历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和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潜藏着巨大制度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创新得到全面提升，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显著增强。中国政党政治的百年历程，是中国与世界相互作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各国政党政治的演进具有本国国家建设与世界大势的客观性，中国百年来政党政治演进独具特殊性。这就是诞生和输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塑造了适合国情、具有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望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藏着从严治党、民主监督、亲清政商关系等极为独特的政治资源，是对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这三大要素进行统合平衡的重要枢纽，正在重新界定和创造现代性的最新版本。它极有可能成为打破西方话语体系下“三权分立”政治神话和制度迷梦，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大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通过展示自身文明价值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